“我想问，方娟接到的电话有没有录音？”欧阳伟插话道。
“第三次我想录，但没来得及。”
“这个人如此胆大妄为，他又何必使用变音？他喜欢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呈现给你，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作案的规律是不是专门让你分析的？”
“凶手可能在我身边，知道我在分析这些案件，才给我打电话。”方娟听出了自己声音中的焦急。她咽了口唾沫，平息内心的恐惧。她不明白这些领导为什么纠缠于她接到的电话，纠缠于案件跟她个人的关系。她可以大声地回答他们，没有鸟毛关系！可她不敢说，她这个小萝卜头，坐在这里已经越位了。
但她又不能不说。二十多起案件，二十多个被害人，二十多个冤魂。如果仍停留在原来的侦查方向上，还会有更多的冤魂。
“别抓住一个电话不放了。我相信他还会打电话过来的，相信他还会以游戏的心态犯案。在这个案子里，我看得更清楚了，这就是他的手笔。”
方娟不顾贾诚竖起的手指，继续说：“现在是四月，是今年作案的开始……”
贾诚坚持打断她的话：“这种案件在冬天也可能发生。”
方娟没理会他的反对。“他的作案时间是四、五、六、七月。我翻遍了前三年的案卷，每年的八月至来年的三月没有同类案件。第二点，嫌疑人留在被害人身上的证据，总是那么几类硬性证据，或者说直接证据——抓破的皮肤、血迹，富有特征的衣物，而留有指纹或血迹的凶器，不用嫌疑人供述就会在现场附近或在他家里搜出来。”
贾诚没有耐心听下去。“你没办过案子，不理解证据的意义。”
方娟立刻尖锐地说：“我毕业于警官学院刑事侦查系，虽然没有直接办案，但接触的案件有上百起。特别是在吸毒人员跟踪调查研究项目中，我分析研究了全市五十余起有关案件，其中引起我怀疑的有二十起，我是从这二十起案件中总结出规律的。”
“你可以说我幼稚，也可以说我浅薄。发现疑点后，我确实向很多人提过，包括被管理对象，所以我的怀疑传到了凶手的耳朵里。凶手认为一个女警没能力对付他，便想跟我玩游戏，留下引导性证据，并给我打电话。”
“玩游戏？这怎么说呢？”关西仿佛自言自语地问。
“这个刘志文不会是今年的第一个受害人。第三条规律就是他杀害一人，嫁祸一人。前一个被害者身上会有下一个被嫁祸者的信物。”
“我记得，你说去年的第七起案件被害人身上的信物是黄绸手绢，但今年这名受害人身上也留了黄绸手绢，这是什么意思呢？”童文问。
方娟深深地吸了口气，全神贯注地思索着。“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还没有看到这起案件的卷宗，不知有没有联系。”
“黄绸手绢连着一块运动员号码布。但号码布上没有落款，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哪个单位的，也不知道是哪类体育活动的。”齐胜说。
“这就对了。”方娟沉思一会儿，接着说，“这两个被嫁祸人说不定有着某种关系……”
贾诚打断她的话，说：“现在还不能说是被嫁祸。”
齐胜站起来，激动地说：“你说他用信物提示下一个被嫁祸人。那有没有信物提示下一个将被杀害的人呢？”
所有人都看着方娟。方娟摇摇头。
“我专门分析过案卷里的证据，想找出前后两起案件的联系，但很可惜，没有找到。也许真如贾副局长所说，我毕竟理论联系实际太少……”
“这说不通啊！”贾诚依然一脸疑惑，“要么提示下一起杀害对象，要么由杀害对象提示嫌疑对象。由上一起案件的杀害对象，提示下一起案件的嫌疑对象，有跨界之嫌。从另一方面来看，那些提示性证据，毕竟不是直接证据，存在着偶然性，那种提示也是似是而非，比如银健米业的小老板，在辰河何止他一个人？”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缓缓地点了点头——关西、童文、齐胜、徐放、欧阳伟，除了郑航。方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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