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对于西域,未曾用兵。西南夷则连年征讨,扰殊甚。对于匈,他更有一个分立许多小单于而发大兵穷追,把其不服的赶到丁令地方去的一个大计划(此乃将匈驱今西伯利亚之地,而将漠北空)。这个计划,倒也是值得称赞的,然亦谈何容易?当时调兵运饷,牵动尤广,屯守连年,兵始终没有能够,而却已蔓延了。
莽末的,是起于公元17年的。今山东地方,先行吃。湖北地方,亦有饥民屯聚。剿办连年弗能定。公元22年,藏匿在今当县绿林山中的兵,分南和南郡(汉南郡,治宛,今河南南县。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南的谓之新市兵,南郡的谓之江兵。又有起于今随县的平林乡的,谓之平林兵。汉朝的宗室刘玄,在平林兵中。刘 、刘秀则起兵舂陵(今湖北枣县),和新市、平林兵合。刘玄初称更始将军,后遂被立为帝。据宛。
靠督责不行。以中国之大,古代通的不便,一个中央政府,督责之力本来有所不及;而况当大改革之际,普通官吏,对于法令,也未必能了解,而作弊的机会却特多;所以推行不易,而监督更难。王莽当日所定的法令,有关实际的,怕没有一件能够真正推行,而达到目的,因此而生的弊,则无一事不有,且无一事不厉害。其余无关实际、徒资纷扰的,更不必说了。
明年,王莽派大兵四十万去剿办,多而不整,大败于昆(今河南叶县)。莽遂失其控制之力,各地方叛者并起。更始分兵两支:一攻洛,一武关。安中叛者亦起。莽遂被杀。更始移居安,然为新市、平林诸将所制,不能有为。此时海大,而今河南、河北、山东一带更甚。刘 为新市、平林诸将所杀。刘秀别为一军,定河北。即帝位于鄗(改名邑县),是为后汉光武皇帝。先打平了许多小的寇。其大赤眉,因尽西上,另立了一个汉朝的宗室刘盆,攻安。更始兵败降,旋被杀。
光武初以河为据地(汉河郡,治怀,在今河南武陟县),派兵留守,和服从更始的洛对峙。至此遂取得了洛,定都其地。派兵去攻关中,未能遽定,而赤眉又因尽东走,光武自勒大兵,降之宜(今河南宜县)。此时东方还有汉朝的宗室刘永割据睢(今河南商丘县)。东方诸将,多与之合。又有秦丰、田戎等,割据今湖北沿江一带,亦被他次第打平。只有陇西的隗嚣,四川的公孙述,较有规模,到最后才平定。保据河西的窦,则不烦兵力而自。到公元36年,天又算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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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17年东方及荆州兵起,算到这一年,其时间实四倍于秦末之;其破坏的程度,怕还不止这一个比例。光武平定天之后,自然只好暂顾目前,说不上什么远大的计划了。而自王莽举行这样的大改革而失败后,政治家的光,亦为之一变。本之计,再也没有人敢提及。社会渐被视为不可以人力控制之,只能听其迁所至。“治天不如安天,安天不如与天安”,遂被视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了。所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王莽是个偏重立法的人,他又“锐思于制作”,而把前的政务搁起。尤其无谓的,是他改革货币,麻烦而屡次改变,势不可行,把商业先破坏了。新分之法,未曾成立,旧易之法,先已破坏,遂使生计界的秩序大,全国的人,无一个不受到影响。王莽又是个拘泥理论、好求形式上的整齐的人。他要把全国的政治区划,依据地理,重行厘定,以制定封建和郡县制度。这固然是一本之图,然岂旦夕可致?遂至改革纷纭,名称屡变,吏弗能纪。他又要大改官制,一时亦不能成功,而官吏因制度未定,皆不得禄,自然贪求更甚了。对于域外,也是这么一。如更改封号及印章等,无关实际、徒失涉的圆,加以措置失宜,匈、西域、西南夷,遂至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