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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米兰昆德拉之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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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移居法国以后的小说,多数是以法文译本首先面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国文字。显然,如果这二十多国文字中不包括中文,那么对于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值得遗憾的缺失。

一九六八年八月,前苏联领导人所指挥的坦克,在“保卫社会主义”的旗号,以“主权有限论”为理由,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攻占了布拉格,扣押了捷克党政领导人。这一事件像后来发生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事件一样,一直遭到世人严厉谴责。不仅仅是民族主权遭到践踏,当人民的鲜血凝固在革命的枪尖,整个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就不能不蒙上一层密的影。告密、逮捕、大批判、制游行、农村大集中、知识分放劳动等等,现在昆德拉小说中的画面,都能令中国人慨万千地回想起过往了的艰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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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好了,总算走了一小步:这本书经过三个版社退稿之后,终于由作家版社同意作“版,了却了我们译者一桩心愿。


今天,不论是中国还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正是生在对昨天的反思之中,包括一切温和的和忿激的、理智的和绪的、刻的和肤浅的批判。

昆德拉笔的人,面对这一切能什么样的选择?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放弃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不同意他们对革命和罪恶不作区分或区分得不够,但我们不能不敬重他们面对侵和迫害的勇敢和正直,不能不思他们对社会现实的锐批判,还有他们的虚弱和消沉。

中国作家们刚刚写过不少政治化的“伤痕文学”。因思想的贫困和审劣,这些作品的大多数哪怕在今天的书架上,就已经黯然失

他方》(一九七三年),《送会》(一九七六年),《笑忘录》(一九七六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九八四年),等等。

这样,昆德拉由政治走向了哲学,由捷克走向了人类,由现时走向了永恒,面对着一个超政治观念超时空而又无法最终消灭的敌人,面对着像玫瑰一样开放的癌细胞,像百合一样升起的桶。这沉重的抗击在有所着落的同时就无所着落,变成了不能承受之轻。

什么是媚俗?昆德拉后来在多次演讲中都引用了这个源于德语词的kitsch,指这是以作态取悦大众的行为,是侵蚀人类心灵的普遍弱,是一文明病。他甚至指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在几乎也变成了一新的时髦,新的kitsch,失掉了最开始那解放个的初衷。

他的笔从平易的现实和理,从孤奇诡的茫然。也许这茫然过于尼采化了一些。作为小说的主题之一,既然尼采的“永劫回归(eterurn或译:永远回)”为不可能,那么民族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都只有一次,是永远不会成为图画的草图,是永远不会成为演的初排。我们没有被赋予第二次,第三次生命来比


历史伤不应回避,也没法回避。

困难在于,媚俗是敌手也是我们自己。昆德拉同样借萨宾娜的思索表达了他的看法,只要有公众存在,只要留心公众存在,就免不了媚俗。不我们承认与否,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分,很少有人能逃脱。

昆德拉也在写政治,用烈的现实政治使小说与一般读者亲近。但如果以为昆德拉也只是一位“伤痕”作家,只是大冒虚火地发作政治绪,揭侵者和专制者的罪恶,那当然误解了他的创作——事实上,西方有反苏癖的某些评家也是乐于并于作这误解的。对于他来说,伤痕并不是特别重要,侵事件也只是个虚淡的背景。在背景中凸现来的是人,是对人中一切隐秘的无剖示和审断。在他那里,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同样晃动灰发浪用指威胁听众,国参议员和布拉格检阅台上的共产党官员同样媚俗的微笑,欧明星军柬埔寨与效忠苏联侵当局的制游行同样是闹剧一场。昆德拉怀疑的目光对东西方人世百态一一扫描,于是,他让萨宾娜冲着德国反共青年们愤怒地喊:“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反对媚俗(kit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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