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信息社会与文学(2/3)

”如何，“其卑”如何。作者洋洋洒洒，把东西南北、山石草木写得无微不至。你要知梁山好汉的征英姿吗？那么可在《浒》中随便挑一首战场诗，作者用墨如泼，把天地人刀枪剑戟写得面面俱到。作者对实写象的这劲，还现在尔扎克对一栋楼房或一条街的数十次描写中，现在雨果对一所修院数万字的介绍中。人们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自己未能看到的世界，观察到自己未能观察到的事，从而开阔界，增见识。然而，今天的人们如果要知云梦风光，去看看摄影画报不是更简便吗？如果要知沙场壮景，去看看宽银幕战争片不是更痛快吗？不仅省时，而且声像效果比文字效果更烈。它能用直接的有声有来取代文字间接的“有声有”。屏幕上几个镜，往往功盖大篇文字。

文学也很难在直接宣传方面与其他舆论工争雄。在古代人那里，奏疏和塘报仅为廷所用，对宣传则靠文告和鸣锣，因此当时文学又兼有新闻报的功用。古代的理论事业也极有限，鲜有专门的理论机关及机关刊，故文、史、哲从不分家，多位一。这样，儒家文论历来主张用文学来“明理”、“载”、“讽谏”、“劝世”，即调它的直接教化作用。《国语·周语》载：“故天所政，使公卿至于烈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荀·赋》中也有这样的话：“天不治，请陈诗。”这样，就把诗当成公文报告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敷显仁义，颂扬忠烈，可算是当时的“哲理诗”；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抨击苛政，指斥贪赃，可算是当时的“问题小说”；至于司迁在《史记》中常常于篇末来一段“太史公曰”，考究得失，评论是非，这都是把一些非文学因素夹小说中来。如果说上述优秀作品多位一现象在当时是难免的，或是必需的，那么后来况就现了变化。我们已经有了新闻之后，哪位官还靠属“献诗”来了解呢？我们要了解理论，还需要到小说中去寻找“太史公曰”？

纵然文学很难在思想宣传方面争雄，然而它可以在培育素质和格素质方面发挥一己之。可以发现，众多作者的兴趣侧重逐渐由“明理”转向“缘”；由“言传”转向“意会”；由阐发事理以服人，转向表现绪以人；即由宣传教化转向陶冶染。人们已经看到，中国古代那“写中心、唱中心”式的诗歌，包括《雅》、《颂》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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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诗越来越让位于抒诗，至于小说领域，不仅大场面大事件的题材越来越多地分让给影视，不少小说家也不再心于铺陈象，艺术须更多伸向人的绪和觉，伸向那些更能发挥文字优势的领域。这不是说不写实，比如徐怀中《西线轶事》所描写的战争，其规模不会小于梁山好汉们所经历的任何一场征杀。但作者在战况待和战场描写方面寥寥数笔带过，笔墨始终倾注于男女战士们的心态。不是从外形观照来再现战争，而是以心窥探来表现战争。作者也写到红河、战车、木棉等诸多象，但显然不再是那刀枪剑戟式的面面俱到了；不是全景式的，是特写式的；不是平面的，是曲面的或变形的——即收聚于作者主观审焦。不难看，“象”型小说，更适宜改编为影视，而“心态”型小说，一旦搬上屏幕就会损耗掉大量容和光彩。也许，小说这由“象”型到“心态”型的转变，是在现代信息手段日益发达的条件，小说扬避短参加竞争的自然转向，是它力图使自己有别于影视的自然趋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