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文学的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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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丹纳几乎是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其见解不需要我们完全赞成，但他对不同文化层次的分析不无见地。中国作家们写过住房问题和冤案问题，写过很多牢和激动，目光开始投向更层次，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很容易注意到乡土。因为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馆。哪怕是农舍的一梁一栋，一檐一桷，都可能有汉魏或唐宋的投影。而城市呢，上海除了一角城隍庙，北京除了一片墙，那些林立的楼、宽阔的沥青路、五彩的霓虹灯，南北一样，多少有缺乏个；而且历史短暂，太容易变换。于是，一些于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家如王安忆、陈建功等，想写更多的中国“味”，便常常让笔胡同、里、四合院，所谓“城市里的乡村”。我们不必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凝集历史和现实、是扩展文化纵的手段之一。

更重要的是，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奇风异俗等等，其中大分鲜见于经典，不正统。它们有时可被纳规范，像浙江南戏所经历的过程那样。反过来，所谓“礼失求诸野”，有些规范文化也可能由于某原因从经典上消逝，乡野，默默潜藏，如楚辞风采至今还闪烁于湘西的穷乡僻壤。这一切，像大无比暧昧不明炽翻腾的大地层，承托着我们规范文化的地壳。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上层文化绝

起轰动。连品位一般的《教父》和《克莱默夫妇》也会成为烈话题。作为一个过程，这是正常而重要的。近来，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作者们开始投光，重新审视脚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了郁的秦汉文化彩，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旨在探究南方的幽默与南方的孤独，都是极有意义的新题。与此同时，远居大草原的乌尔图也用他的作品连接了鄂温克族文化源的过去和未来，以不同凡响的篝火、嘶与暴风雪，与关的文学探索遥相呼应。

他们都在寻“”，都开始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基和文化依托。这大概不是于一廉价的恋旧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地好；而是一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审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和永恒的对象化表现。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人的特征是有很多层次的，浮在表面上的是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与思想，比如一些时行的名称和时行的领带，不消几年就全换新。面一层略为固些的特征，可以持续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像大仲《安东尼》等作品中的当今人，郁闷而多幻想，汹涌，喜参加政治，喜反抗，又是人主义者，又是改革家，很容易得肺病，神气老是痛苦不堪，穿着颜刺激的背心等等……要等那一代过去以后，这些思想才会消失。往第三层的特征，可以存在于一个完全的历史时期，虽经剧烈的与破坏还是岿然不动，比如说古典时代的法国人的习俗：礼貌周到，殷勤贴，应付人的手段很明，说话很漂亮，多少以凡尔赛的侍臣为榜样，谈吐和举动都守着君主时代的规矩。这个特征附带或引申一大堆主义和思想，宗教、政治、哲学、、家，都留着主要特征的痕迹。但这无论如何顽固，也仍然是要消灭的。比这些观念和习俗更难被时间铲除的，是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如他们上的某些哲学与社会倾向，某些对德的看法，对自然的了解，表达思想的某方式。要改变这个层次的特征，有时得靠异族的侵，彻底的征服，族的杂，至少也得改变地理环境，迁移他乡，受新的土慢慢的染，总之要使神气质与结构一齐改变才行。